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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疯癫文明史》:让「疯子」透过绘画跟文学表达抗议

发表于 2020-06-10 | 收藏210 |
让疯子闭嘴:透过绘画跟文学上的抗议

收容所帝国让病人闭上嘴有两层意思。除了让病人噤声,它们还把病人隔绝于社会之外,因此广义的来说,也限制了病人发声的机会,迫使他们沉默(假使他们原本并没有因为缺乏书写能力跟严重的智力衰退,而无法留下只字片语)。当然新型态的收容所网路的特色之一,就是累积大量的统计资料,但是这些统计资料所告诉我们的,关于监禁者的讯息,远多于关于被监禁者的讯息。关于这些被关进来的病人的资讯,病历上记载的少之又少,只有他们为何入院、他们在被诊断为精神病人之前跟之后的症状跟行为,还有少许关于他们对收容所里面规矩的反应。我们所有关于这些病人对于收容所帝国的反应,全部都是透过医生的眼睛跟耳朵过滤而来,除了非常少数的例外以外。

这些病人被送到收容所的理由,都会被记载于一份精神失常诊断证明书上,这份文件可以让他们的监禁合法化。所有文件的备份都被成捆成捆地收在收容所里,有时候会辅以病人家属提供的其他细节。每隔一阵子,病人的纪录就会增加,有时候这是例行的程序,有时候则是偶发事件。随着时间过去,慢性病人的纪录有的会终止,有的则非常形式化。随着收容所规模愈来愈大,病人最后都会成为一大群无名氏中的一名。长期住院病人的纪录,通常都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卷册中,这让追蹤起他们在收容所里面的经历,变得相当麻烦。只有到了后期,病人的纪录才开始被记载在单页上,然后被放入个别病人的资料夹里。

在颅相学流行的时候,大家认为颅骨的形状可能与表象之下疯癫的根源,有某些关联,因此病历上都会记载病人外貌与表情。刚开始时,这是透过素描或是版画来记载,后来银版照相法跟摄影技术进步了之后,收容所开始用相机来记录病人。直到今日,在伦敦的伯利恆皇家医院或是其他地方的旧档案中,还保存着一些当年的玻璃负片,记载着病人刚入院时的表情,以及当他们「被治癒」时的表情。到了十九世纪,达尔文开始对动物的表情感到兴趣,在1872年出版了《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》一书,并且与约克夏郡西赖丁收容所的所长克莱顿布朗(1840年到1938年),有长期的书信往来,从1869年5月到1875年12月止,他收到了多帧病人显然在表达强烈情感时的相片。

有时在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下,情势会反转。病人偶尔有机会,记录他们对自己的医生、病友,以及对于监禁他们的收容所的印象。有时候这些东西甚至被记载成册。一位英国泰斯赫斯特收容所的病人,记录了自己的感觉,说她觉得自己像个人形足球一样,被大家踢来踢去。另一位病人赫谢尔则在1868年,从美国宾州精神病院逃出来,之后控告了这间医院。他在一本自费出版的小册子中,揭露自己被监禁的经历,还画了一幅图,描述在7月4日的假期时,一名病人四肢被拉开捆绑着,受到医院员工的虐待。在随后的另一幅图画里,他画着自己头上戴着大礼帽,从围着医院四周的高墙上跳下。对于谢赫尔自述被监禁的经历,或是随后我们将提到的其他病人的抱怨,并没有太多可疑之处。

还有一些病人会画画,从画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脑中的幻象。大部分的画画都相当粗糙笨拙,不过也有一些病人的画作相当强烈且令人印象深刻。有时候病人会素描或是画出自己周围的环境,甚或是管理他们的收容所所长。这类作品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无蹤,不过有少许被埋藏在收容所的档案中。有时候,受过专业训练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艺术家也会被监禁在收容所里,而且会画出非常出色且让人感动的作品,这些作品多半会被保存下来,有时候也会被公诸于世。

比如说,英国画家戴德(1817年到1886年),在1840年代,他曾经被视为一位前途无量的艺术家。但是有一天,他却砍了自己父亲的头,然后逃往巴黎,最后在路上被法国警方抓到。他后来被关进伦敦的疯人院医院(后来又被转到布罗德莫医院,这是一间专门收容精神病患罪犯的医院,成立于1863年),在那里,院方允许他继续作画。他除了画出在受到发疯煎熬时,以及在梦中世界所看到的各种奇幻景观,其精巧的细节塞满整个画面,他还在1852年画了一幅特别难忘的肖像,也就是愁容满面的莫里森爵士。莫里森爵士当时是疯人院医院的访问医师,据悉应该也是透过他的安排,让戴德可以继续作画(见图1)。而院方也反过来拍摄了他在作画时的照片作为交换条件,因此今日我们才得以看到他工作时的样子。在照片中,他正在画〈奥伯朗与泰坦妮亚的争执〉(1854年到1858年)。

《疯癫文明史》:让「疯子」透过绘画跟文学表达抗议 Photo Credit: 猫头鹰出版提供
图1:戴德在1852年所绘的〈莫里森爵士〉肖像。画中忧心忡忡的莫里森医师,是疯人院医院的访问医师,他正站在自己位于苏格兰的产业中。达德只看过这些产业的素描。

四十几年后,荷兰画家梵谷(1853年到1890年)也画了几幅肖像:一幅是在法国亚耳治疗过他的精神医师雷(见图2),另一幅则是嘉舍医师的肖像,当梵谷从法国圣雷米的一所私人收容所放出来时,嘉舍医师就是照顾他的人。被关在亚耳时,梵谷创作了众多画作,除了雷医师的肖像以外,还有其他作品呈现了收容所的花园景色,有一幅作品描绘了医院里面的生活,特别强调了与世隔绝的疏离感,以及住在里面的病人,各自专注在自己身上;还有一幅极为有力的作品,则描绘了一名极为忧郁的病人。

《疯癫文明史》:让「疯子」透过绘画跟文学表达抗议 Photo Credit: 猫头鹰出版提供
图2:梵谷所绘的雷医师(1889年),当时他正因为精神失常而被关在亚耳的医院里,接受雷医师的治疗。梵谷画这幅肖像表示感激,不过雷医师当时仅表示他「对此感到惊吓」而已。

梵谷曾经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会影响到他的作品,在写给弟弟的信里面,他恳求他说「不要展示太疯狂的东西」给人看。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梵谷被监禁的过往,或是他那些痛苦的精神状态的话,从他的作品中恐怕是看不出什幺端倪的。倒是另外一位从来没有进过收容所的画家奥托.迪克斯,在1922年帮德国神经医师(nerve doctor)许塔德曼所画的肖像,不但画中人物极度不安,也让观者感到极度不安:画中的神经医师兼催眠专家双手紧握,不安地望向看他的人(见图3),可以算是位名副其实的「疯子医师」。

《疯癫文明史》:让「疯子」透过绘画跟文学表达抗议 Photo Credit: 猫头鹰出版提供
图3:奥托. 迪克斯所画的〈许塔德曼医师肖像〉(1922年)。 许塔德曼是一位精神科医师,也是一名催眠术者,专长是治疗神经疾病。

不过纵然今日有少数病人写的或画的断简残篇,留存下来被我们看到,它们仍是监禁者所保存下来的资料,实在很难据此去推测,当时的病人对于收容所里面的生活作何感想,又有什幺反应。这类史料几乎注定都是片面而且有所误差。这种误差来自于阶级,因为富有的病人往往可以住在小型的私人机构里面,周围围绕着大量的工作人员,从满足他们生活所需的管家到舞伴等一应俱全(但儘管如此,却也无法让他们的病情改善多少)。而因为这些收容所里面,有比较高的医病比例,就算没有更高的治癒率,也还是可以让病人受到较多的照顾,也比较能记录下病人的一举一动。更不用说,这些病人都出身自有教养、识字的人家,而贫穷的病人则不然。对于大量发了疯之后被关在仓库里面的平民百姓来说,我们所知的实在是太少了。

不过,少也不代表一无所有。有些病人会在信里面,对于恢复正常表达感谢之意。不过大部分的信件恐怕都是在表达抗议,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甘心默默忍受苦楚。有些人会透过文字或图像传达他们所受到的折磨,有些则会谈到他们在收容所里面数月甚至数年的生活。这些资料毫无疑问当然也是另一种偏差。大部分抱怨的人都表示自己根本不需要跟其他疯子关在一起,有些人甚至透露他们某些疯狂的行为,来自于受到了太过严苛的对待。

只有非常少数的作品,表达了身为一个病人在跟病魔对抗时所有的体认,比如英国北安普敦郡的农民诗人克莱尔(1793年到1864年)的作品。克莱尔人生的最后27年里,除了几个月自由的时间以外,几乎都在两间收容所中度过。他首先住在马修.艾伦医生位于艾赛克斯郡高滩的私人收容所中,从1837年一直住到1841年。后来他逃了出来,获得了几个月自由的时间,然后在1841年底开始,他住进北安普敦郡综合收容所中,直到去世为止。克莱尔只受过少数正规教育,为了餬口他不得不靠辛苦的农务来赚取大部分的生活费,不过在1820年代,他所写的诗也成功地吸引了一位出版商以及数位赞助者。但是到了1830年代,一部分因为酗酒的原因,一部分因为经济萧条的影响,他开始变得忧心忡忡。

为了养活妻子与7个小孩,他做过翻草工人、赶鸟人、小提琴手、杂工,但是这些工作加上文学赞助者每年所给的一小笔年金,都不足以应付家庭开支。渐渐地,他变得愈来愈沮丧跟恐惧,开始出现幻觉,远离身边所有的人。到最后过度焦虑的精神状态让他自愿住进疯人院里。在被关起来之后,他仍然持续创作,并不怎幺抱怨被监禁的生活。在这段期间他的创作时不时流露出不安跟困扰,从他的作品中不难看出,一个极力挣扎着想要维持自我感觉的人,以及反思着身为一位被关起来并被贴上疯子标籤的人,代表了什幺意义。

以他的诗作《邀请永恆》来说好了。这首诗表面上是在乞求一位无名女士前来与他共享生活,但是诗中却怪异得构筑出一幅,身陷在一个没有出口的世界,以至于社交生活渐渐死去的意象,一如他在现实生活中,也无法逃出由收容所构成的幽闭恐惧症的世界。不然,我们该如何解读下面的文字呢?

谈到「黑夜幽幽」,克莱尔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无尽的生命,从不改变:

那种失落感,失去身分,失去与外界的接触,与家人、朋友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接触,这奇怪的命运让人不禁自问「是生抑或是无生」。同样的忧虑在他稍早的作品《我是》中更为明显。这首诗的题名似乎是在大声肯定着什幺,是强而有力地宣称着自己的自主性与个体性。但是诗中的内容却恰恰相反,它其实是一首輓歌,悲叹着被抛弃与无助的感觉:

许多被送入收容所的病人,都无能发出这幺铿锵有力的声音,来表达自己的感觉。他们必定也一样感觉受到轻视、被放弃,如同活在一个「醒着的梦中」,充满悲伤、被抛弃跟遗忘。他们早已失去了希望,而他们的存在早已被人扫入暗影中,再也看不见了。

相关书摘 ►《疯癫文明史》:神秘的「动物磁性」流窜在所有人身上?

书籍介绍

本文摘录自《疯癫文明史:从疯人院到精神医学,一部2000年人类精神生活全史》,猫头鹰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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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史考尔(Andrew Scull)
译者:梅苃芢

疯癫,今日称为精神疾病。
它象徵社会中的失序,代表群体中的异常。
今日我们如此恐惧疯癫的出现,
但回溯历史,它早已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。

继傅柯《古典时代疯狂史》以来最重要的精神医学史着作当代精神医学史权威,完整梳理古今疯癫的理论与治疗史诗级巨着,集结五十年来最新研究成果从历史脉络检视前人说法,提供更深度的辩证思考基础本书入围2016年美国专业与学术杰出出版奖收录172张珍贵历史插图、照片

本书从圣经时代讨论到现代医学,借镜2000年精神疾病史,将和读者一同思考:

一个人是疯了,还是怪异?日常生活中那条线如何划定?「疯了」是医学问题?社会问题?抑或是时代问题?现代精神病患的平均寿命只减不增,医学治疗为何陷入困境?面对这「最痛苦的孤独」,我们还能做些什幺?

诊断与治疗,与其说是信任科学,不如说是信心多一些

今日我们遭遇精神疾病的困扰,通常会选择找医生拿药。但开药等同于科学方法吗?事实上,对于大多数的精神疾病病因,人类仍然是一无所知。而且许多精神药物其实不怎幺有效,却成为消耗量最大的药品。

当随时代演进,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寿命只减不增。要如何验证医生的诊断?治疗的成效怎样追蹤?因精神疾患受苦的人有其他选择吗?这些问题持续在众人心中盘桓不去,成为精神医学、药物使用等面向不断反覆思辨的命题。

本书作者提出,现代药物革新还无法真正有助于精神医学的发展。且精神科医师如果只是执着在「大脑」找寻答案,恐怕也无法突破困境。其实大众认知、人际关係等社会脉络仍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环节。一度被扬弃的心理学,以及对社会环境的理解,都应当纳入精神治疗与理解的一环,社会政策的转变才是让精神病院净空的良方。而我们的今日与未来部分都由过去所组成,回溯「疯癫」的历史,便是寻找答案的一种方式。

为精神医学困境寻找答案

作者史考尔是精神医学史的殿堂级人物,此为其毕生研究之成果。相较于过去以欧美为主的近代精神医学史研究,史考尔将本书讨论的时间跨度往前拉到圣经时代,更将案例扩及中国、印度等欧美以外地区。他以幽默华丽的词藻,充满想像力与创意的解说,分析讨论数十年来精神医学史领域的关键问题:从古至今精神疾病与社会的关係、近代机构安置与药物使用、精神医学的现况与未来。这本2000年的疯癫文明史,将带领读者认识这段和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,也意图从中为陷入困境的精神医学找到答案。

《疯癫文明史》:让「疯子」透过绘画跟文学表达抗议 Photo Credit: 猫头鹰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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